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钩沉|“民抗”里的上海医生张贤

文章出处:未知网责任编辑:作者:admin人气:发表时间:2020-06-29 13:57

  1946年7月初,张贤随部队从洪泽湖突围归来。领导对他说:“你既然突围出来了,就不要再回去了。”张贤回答:“前方还在打仗,那里还有我们的伤病员。我必须再回洪泽湖去。”

  1946年7月16日重返洪泽湖寻找新四军伤病员时,张贤在船上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,光荣牺牲。

  张贤,1915年出生于上海市宝山县大场乡(现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),毕业于上海同仁医院附设高级护士学校。1939年1月,到新四军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队总部(简称“民抗”)组建后方医院。他是第一个从上海到“民抗”部队的上海医生,1941年加入中国。1946年7月16日在江苏洪泽湖地区寻找新四军伤病员时光荣牺牲。

  1937年,日军侵华、上海沦陷时,张贤正在上海同仁医院学医。他立即投入抗日救亡活动,在上海难民收容所工作。1938年春,中共地下党员李建模分配他到上海浦东大团镇地区,建立时疫医院,并以医生的合法身份从事抗日救亡活动。

  1939年1月,李建模告知张贤,称常熟地区有一支由中国领导的抗日游击队——“民抗”部队,非常需要医务人员,要求张贤立即到那里去创办一家医院,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。

  张贤通过在上海同仁医院的同事,搞到了一部分医药器械,分装在三个蒲包里,以返乡开设私人诊所的名义来到常熟。那天,他穿着笔挺的西装,由“脚夫”(帮助挑行李的人)挑着三蒲包医药器械,从上海十六铺码头乘“新江南”号轮船,到达常熟的浒浦镇,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的“交通员”将他送到新四军“民抗”部队大队部的所在地——苏家尖莲荡浜。

  “民抗”部队大队长任天石、参谋长赵伯华、政治部主任杨浩庐,听说上海来了医生都非常高兴。他们对张贤说:“伤病员已在那里等着医生了!”当面要求他克服困难建好医院,支援抗日军民。自此,“民抗”部队建立起了一家小小的医院,张贤任院长兼医生。由此,他成为第一个到“民抗”部队投身抗日的上海医生。

  就这样,张贤用从上海带到常熟去的三蒲包医药器械,在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因陋就简地办起了“民抗”后方医院。

  常熟是水网地区,敌人经常前来骚扰袭击。为了确保伤病员的绝对安全,必须经常在水上穿插流动。每一次流动,他们都要用木门板把重伤员抬到船上,到了目的地后,再把他们抬到老百姓家中隐蔽养伤。因此,伤病员时而集中,时而分散。集中时,张贤在老百姓家中放一张桌子,摆开医疗器械看起病来。敌人“扫荡”骚扰袭击时,他便背起割草的箩筐,箩筐里藏着药品,边割草边观察敌情,机智灵活地为隐蔽在老百姓家中的伤病员进行换药治疗。

  1939年夏,张贤自备了一只小船,医疗设备和药品就放在这只小船上。从此,办起了一个名副其实的“水上流动医院”。

  “水上流动医院”,既便于伤病员的转移,又易于隐蔽。但敌人对根据地严密封锁,医药来源十分困难。没有治疗肺结核的药,张贤便带领医务人员采用各种土办法来克服。他把鸡蛋壳烘烤后研磨成粉,给肺结核病人增加钙质;用硫黄粉加石灰和水煮成药水,治疗疥疮;用砖头烧热后作热敷;用老百姓家的蒸饭菜用的蒸笼,对医疗器械进行消毒杀菌。

  当时,领导上对上海来抗日根据地工作的医生,给予了一些特殊的照顾。比如,每月发给张贤20元生活费。他用组织发给自己的这笔钱,买了白糖、鸡蛋、鱼、肉等,分送给重伤病员吃。后来,张贤带头拒绝照顾,和战士们一样,每月只领1.5元的生活津贴,赤脚穿着草鞋,吃着粗茶淡饭。有一次战斗中,有一位叫华玉坤的战士,整口的牙齿都被打掉了,下颌骨又脱臼,无法饮食。张贤便用橡皮管从鼻腔伸进食道,一天几次给这位伤员灌米汤,直到痊愈。

  据1938年加入中国、上海解放后曾任宋庆龄同志第一任秘书、现年96岁高龄的上海市科协离休干部杨逸回忆:她就曾在1939年春,经“八办”丁农华同志(大家称呼他“老丁”)的安排,和费顺祥、陈淑贞(现名陈宇)一起,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坐船到常熟浒浦镇,再换乘小木船到达横塘的新四军“民抗”部队驻地。组织上安排她在“民抗”卫生队(又称“后方医院”)学习救护及护理伤员等医学业务操作,当时“后方医院”的院长就是张贤,医务人员中还有和张贤一起从上海到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妻子庞露。

  杨逸后来因患上肺结核病回家乡上海宝山养病。她以创办瑞芝小学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,并与张贤在上海时的同学徐国璋(中共党员、新四军吴淞情报组组长、1945年因病牺牲在革命工作岗位上)建立了联系,一起为新四军收集侵华日军的军事情报,并组织将医药器械运送到新四军根据地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杨逸还曾联络当年由她动员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日的彭同志(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儿童医院院长)与张贤烈士的遗孀庞露见了面。

  另据上海市公安局离休干部王征明同志回忆:他在担任新四军六师侦察科长时,就是通过张贤介绍,与当时在上海同仁医院工作的朱萍、在上海吴淞医院工作的徐国璋(均系张贤在上海学医时的同学)接上关系的。后来,徐国璋被组织考察发展为新四军情报员,以后又担任新四军吴淞情报组组长。由此可见,张贤不仅自己在新四军根据地投身抗日斗争,还介绍动员了自己在上海的一批同学参加到抗日的革命队伍中来。

  1939年5月,新四军“老六团”东进,“民抗”医院和他们的卫生队合并,成立了“江抗”后方医院,由林震任院长,张贤担任医务主任。这时,新四军活动范围不断扩大,战斗更加频繁,伤病员也逐渐增多。这年年底,从上海及其他城市先后有几批医生和护士来到医院,其中有盛立、赵熙、张力、周廷宰、王湘、陈石士、陈宇、白山、王嶙、包蕴、征红,马佩卿、叶琼、顾行、顾励、程毅、柳浪、张帆、顾克成、顾定字、沈逸、归祖兴、杨子清、安希宝、王寅、张健如等,医护人员已增加到30余人。

  为帮助大家掌握医务技术,张贤还在战斗的空隙举办医药卫生训练班,每期3个月左右,学员四五十人。他自编教材,自己讲授,组织大家学习;还采取边干边教,运用形象化的教育方法,比如在眼药水瓶上画上一只眼睛,帮助学员区分眼药水和碘酒,以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等。

  “后方医院”不仅对部队的伤病员尽心医疗,他们还利用战斗间隙,尽可能地为当地广大贫苦农民治病。莲荡浜有个贫农孙根乔大娘腹腔生瘤,长年发烧,病情危急。张贤得知后,顾不上吃饭,赶去诊治,用简陋的设备,为她进行了手术,排除了腹腔的脓血,病人体温随即下降。但由于营养跟不上,出现了休克,张贤拿出了仅有的积蓄去买补品,给这位大娘补充营养。他还不分昼夜,不避风雨,不嫌伤口脏臭,常来给她换药和护理,孙根乔终于脱险治愈。

  新四军根据地上海医生张贤救死扶伤的这一故事,很快就在当地群众中传开了。周围不少患有疾病但无力医治的农民,一个个划着小船前来寻找流动的后方医院求医。医院的工作人员在张贤的感染下,都以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,对病人热情相待,细心治疗,军民更加鱼水情深,融洽无间。

  由于日夜辛劳,到了1943年,张贤在句容、江宁一带开展游击医疗活动时,患上了肺结核,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,但他仍然顽强地坚持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,孙根乔的子女千方百计打听、寻找新四军恩人医生张贤的线索,想领着老母亲一起前来看望当年的救命恩人。当他们得悉张贤医生已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时,母子俩抱住张贤的两个儿子痛哭了一场。

  据张贤妻子庞露同志回忆:解放战争开始时,张贤已在淮安的华东医校工作。以后又随邓子恢同志到淮北七分区卫生部工作。那时,她正要准备生第二个小孩。张贤当时没有顾得上照顾怀孕的妻子,只是派人通知了妻子一声:“我到前方去了。”

  1946年7月初,张贤随部队部分同志从洪泽湖突围归来。领导上对他说:“你既然突围出来了,就不要再回去了。”张贤回答说:“我不能因为自己突围出来就不管伤病员了。前方还在打仗,战士还在流血,那里还有我们的伤病员呢。我必须再回洪泽湖去。”

  那时,妻子刚生完孩子。面对着两个孩子,妻子的心情很复杂,对他说:“这边工作也需要你,你就不要再出去了,万一牺牲了叫我如何办?”

  张贤安慰妻子说:“万一我牺牲了,还有组织。组织会照顾你的,参加革命不能怕死!”他还把在党校学习的两本笔记本交给妻子,说:“留下这个,作个纪念。”

  第二天,张贤正要动身时,大儿子克宁骑在爸爸骑的马上正在大哭,不让爸爸离开。张贤哄着孩子说:“爸爸给你买肉吃。”孩子这才勉强从骑的马上下来。就这样,张贤和妻儿告别了。谁知,这次分别竟成永别。

  张贤走后不久,组织上通知他的妻子庞露:张贤在1946年7月16日重返洪泽湖寻找新四军伤病员时,在船上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,光荣牺牲。

  一位从上海投奔新四军根据地,在医务工作岗位上奉献了7年多的革命战士,永远地离开了人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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